◇陈永杰

    石柱子崮是偶然遇到的。

    站在临朐寺头镇的双崮子山顶时，发现四周的山大多具备崮貌特征，有的十分标准，如冕崮、大崮（东雀山）、丹崮、禅堂崮；有的不十分标准，三面或两面是悬崖，顶部阔大但不十分平坦，有凸起龙脊或巨石，或者一条弯曲的山岭之上连续有几个崮顶，如北面1公里处有一东西向长崮，就是这样。

    从双崮子下来后，就奔赴下一个目标禅堂崮。从双崮子东侧水泥路开车返回至李家庄村，折向西沿河边公路经过朱家庄，到达张家庄时，才发现刚才在双崮子顶望见的这座长崮就在村后，而且从所处位置仰望，长崮巍然耸立，气势逼人。路边就是住户，有老两口正在门口忙活，一位择菜，一位劈柴。我立即下车问好，询问崮的名字。老人一怔：“没什么名字，我们都叫北山。”一会儿他似恍然大悟：“哦，有名字，叫石柱子。”“石柱子？”见我迷糊，他解释说：“山的最西头有一个很大的石柱子，就叫石柱子山了。”我仔细一看，这才注意到崮的最西端确实矗立着一个大石柱，很是奇特。本来是不起眼的一座长崮，有了这根石柱子，我觉得一下子就灵动了起来，就有资格入我的《齐鲁崮谱》了。

    我再问这里有没有典故、传说一类的东西，他说曾经出过侍郎，有传说，具体是什么年代、什么内容就不清楚了。侍郎为古代官名，历史上官职侍郎有很多种，有黄门侍郎、中书侍郎、左侍郎、右侍郎、吏部侍郎、工部侍郎、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刑部侍郎、户部侍郎等。汉代时属郎官的一种，本为宫廷的近侍。东汉以后为尚书的属官，但从唐代以后官位渐高，其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侍郎也算是高官了，能出过侍郎，家乡肯定会引以为荣的，怪不得至今仍有传说，如果再找几个人打听一下，说不定会搜集到一则有趣的传说故事。老人又说过去山西边的沟峪中有过寺庙，被人挖了，挖出很多佛像，现在什么东西也没有了。

    我问如果上去看看石柱子，路好走吧？他说路不是很好走，但能上，前些年有很多人来看石柱子，这段时间没人来了。看看山很陡，但上下光秃秃的，山势一目了然，不用瞎猜路。我决定先看看石柱子，再去禅堂崮。山坡又陡又滑，没有绿化，稍一抬脚，砂石咕噜噜下滚。十几米高的悬崖西端，距离崖壁一米多远处，耸立一根石柱，三四人合抱粗、五六米高，顶部岩石风化开裂，又分为四根短柱，状如人头，远望如高矮不同的四人簇拥在一起，面壁而立。如面朝外侧，完全可以命名为望海石或望夫石之类，而今却是面朝近乎直立的崖壁，可是在面壁思过吗？石柱子所在的山头，和东西两侧的山头连麓，形成一座巨大的不规则崮体，崮下斜坡及崮顶除了荒草和几架高大的风力发电装置外，没有高大植被，反而不如陡峭的悬崖绿化率高，崖壁石隙间，竟然挂有不少崖柏和其他灌丛，这些倔强的林灌，为单调的悬崖涂抹上了生命的色彩。

    看完石柱子，上车继续沿河西行，至石柱子正南侧的小时家庄村西拐弯处，被两棵粗大的古槐吸引，再次停车。古树名木、珍稀大树也一直是自己喜欢的研究课题之一，作为生命延续至今的植物，它是历史的物质遗存，其中包含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和环境变迁信息。它那精巧、生动的年轮结构，就像一面历史的明镜，给人们展示着它所经历的那些漫长岁月的气候、水文、地质、地理、生物、生态等变化情况。古树名木是“活的文物”“绿色古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爱护珍惜这些珍贵的古树名木。近二十年来，专程或顺道实地查看了不少古树名木，2012年曾整理过一篇关于沂水县古树名木种类及其分布、保护的文字，至今看来，仍有意义。

    古树名木中种类最多的是国槐。小时家庄村内大街的古槐有两棵，其中东边的一棵树龄约700年，编号37072400053，列为山东省一级保护，树高13米，胸径500厘米，平均冠幅14米，生长良好；西边的一棵树龄约400年，编号37072400138，列为潍坊市二级保护，主干上分两枝，南枝已枯，北枝生长良好。底部均砌池保护。由于年代久远，两树主干均已枯裂、洞穿，但仍枝繁叶茂，生机盎然，远近闻名，护佑着当地村民。

    槐树为我国著名的文化树种。古人种槐除了获得绿荫之外，还在于讨取吉兆、寄托希冀。《周礼·秋官·朝士》有“面三槐，三公位焉”的记载，“三公”指太师、太傅、太保，是周代三种最高官职的合称，后人因而用“三槐”喻“三公”，在门前、院中栽植槐树，有祈望子孙出人头地、位列三公之意。从汉朝以来，槐树成为栽种在皇宫中重要的观赏树木，汉朝宫中多植槐树，人们称槐树为“玉树”。我们常说的“玉树临风”中的“玉树”，指的就是槐树。唐朝首都长安大街两旁种了很多槐树，人称“槐衙”，《全唐诗》中提及槐树的有300多首。宋、明两朝，皇宫栽槐的风气仍很普遍。20世纪80年代，槐树被评为北京市的“市树”。人们具有浓厚的槐树情结，最主要的还是由于数百年前那场由“窄乡”向“宽乡”灾难性的大规模的远程移民，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移民文化，“大槐树”成为祖先居住地的象征。“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传唱至今的歌谣，提示着我们不忘先祖，不忘家乡。槐树普遍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如今农村中枝干粗大、历史悠久的槐树仍然很多。槐树是浓浓的乡情，是淡淡的日子，更是我们这些山西移民后代的根，所以我们要爱槐护槐，传之久远……

    告别槐树，往西北行驶了二三百米，猛然见到路边有文物保护碑，第三次停车查看，碑上注明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小时家庄寺院遗址”，看来这就是刚才村民口中那座沟峪中的寺庙了。据上面简介，遗址位于小时家庄西北200米的山前台地上，面积450平方米。2003—2004年秋天，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瑞士苏黎世大学东亚美术系与县博物馆进行了联合考古发掘。考古发现佛寺建筑基址一座及大量石造像残块、建筑构件等，造像最晚始于北魏末年，经东魏、北齐直至隋代，延续时间较长。2011年8月公布为县级、2018年10月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遗址上面已看不出任何痕迹，路南北有几棵粗大的柿子树，北面山坡上有公墓。查看地图，发现遗址位于鲁山和沂山之间的深山峡谷中，周边山崮连绵，正南1公里与双崮子隔河相望，西南不足2公里处有大崮（东雀山），东南2公里处有冕崮山，正北2公里处为禅堂崮，西北4.5公里处有丹崮、马头二崮，东距临朐县第一大河弥河直线距离不足3.5公里，西北距离弥河的支流石河8公里，两河在遗址以北14公里处的冶源水库交汇，南临由西向东流的弥河另一条小支流，遗址就坐落于三河围成的扇形区域内一处山前台地上，形成了一个临山负水、适于僧侣宦民坐禅礼佛的自然生态环境。

    文保碑没有提到寺院的名字，为了进一步了解该寺院情况，特地上孔夫子旧书网购买了一本《临朐白龙寺遗址发掘报告》（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文物出版社，2015）。细阅发掘报告，又了解到以下情况。佛寺遗址海拔258米，位处开阔的山谷中，四周环山，南侧开阔，相对隐蔽，南临小河，冬暖夏凉，周围土地肥沃。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来看，是佛家建立佛教寺院的良好地点。遗址在发掘之初，定名为“白龙寺遗址”。据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嘉靖临朐县志》载“县南65里有白龙寺一座”，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康熙临朐县志》载“白龙寺，即十字院，在常庄社，至县60里”。县志中记载的地理位置和小时家庄佛教建筑遗址位置相近，且遗址周围百姓非常信仰白龙，在遗址北禅堂崮一带有“白龙神庙”的刻铭，东北方的白龙洞亦有白龙神庙的建筑基址残碑断碣，有一保存完整的皇帝赦建白龙神庙的御碑，附近还有仙姑庙、泰山行宫遗址及碑刻等佛教遗存。因此在发掘之初，将遗址定名为“白龙寺遗址”。但在遗址实际发掘过程中，没有发现相关的文字证据，依照考古学遗址常规命名的方法，应该命名为“小时家庄佛寺建筑遗址”，但考虑到在发掘之前及发掘过程中已经使用，《发掘报告》中仍然沿用了“白龙寺遗址”的名称。

    据报告结论，遗址发现的造像雕刻技术熟练，表面打磨光滑，多数造像加工细致，造型优美，反映了极高的艺术水准。雕刻时间为北魏末年（534年）到东魏（525—550年）和北齐（550—577年）时期，没有隋代以后造像。据此分析，白龙寺大约建于北魏末年（534年）到东魏（525—550年）时期。

    佛像砸毁、建筑倒塌，寺院毁坏的时间在唐代中晚期。延至唐代，唐武宗发动的“会昌灭佛”活动（840年—846年）波及齐鲁地区，特别是会昌四年（844年）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没收寺院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可谓是佛教大浩劫。地处偏远沟峪中的白龙寺也不例外，佛像被毁坏，寺院被拆除，僧人无奈离寺他去。之后这里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进行与佛教相关的活动。一百多年后，宋代（960年—1276年）时有人开始在遗址上开办道场，并把造像残块清理后埋藏在起砖后形成的院墙基槽内及南侧的山沟小河边，直至700年后才经考古发掘，重见天日。

    遗址以北2公里处的禅堂崮，大约从北朝时期（439年—581年）即建有禅堂，唐代时凿有石窟。禅堂崮古称“盘龙山”，禅堂和石窟应和白龙寺有密切联系，详细情况可参阅拙文《骈南胜景禅堂崮》。

    无意中遇到的石柱子崮，以及崮下的古槐、古寺，令人感到这又是一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地方。“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如今崮在，槐在，而佛音袅袅的古寺，已消失在岁月深处。

                                           2025年3月26日